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金融科技应用与传统监管举措的技术矛盾。2017年前，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较长时间内低于国有商业银行，但是，2018年以来，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快速攀升，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同样快速上升并处在约3.5%的较高水平上。
基层金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但近年来基层金融体系积累的风险不断暴露，甚至出现形式多样的违法违规现象。受制于监管标准、合规要求和空间约束，一些基层金融机构在资产负债匹配和期限匹配等领域面临实质难题，主动负债诉求不断增强。在信用转换方面，由于大股东操纵、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等冲击下，中小银行资产负债错配较为严重，信用转换不畅，信用风险偏高。着力对中高风险基层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风险应对和处置，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采用直接注资重组、同业收购合并、设立处置基金、设立过桥银行、引进新投资者以及市场退出等方式针对性处置问题机构。股东、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等内部治理要素以及利益相关者、法律法规、媒体、政府干预等外部治理要素等共同影响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
农商行信贷业务面临净息差大幅缩小的窘境，转而过度追求高收益资产，但对长久期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和高风险资产的资本金占用及资本补充压力缺乏充分准备。第一种方式透明度要求较高，资金期限较短，主要用于短期流动性管理需要，当然也有部分机构进行较大规模的同业主动负债。金融投资者对这种跨区域高息揽储或高回报理财产品缺乏足够的风险认知，在追求高回报中陷入了各式金融陷阱之中。
同时，地方政府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要求中小银行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开发等，平台公司或国有企业利用政府隐性担保等获得大量资金。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主任 郑联盛 进入专题： 基层金融体系 。在转型过程中，部分基层金融机构对政策制度熟知不深入、对监管标准认识不全面、对合规要求理解不到位、对风险管控部署不充分，部分基层金融机构面临重大风险。四是激励约束机制难以有效匹配，部分金融机构业务薪酬市场化趋势日益明显，过度追求短期资产、收入和利益增进，员工和机构对风险敏感度降低、对风险承受度提升、对长期风险警惕度降低。
在金融市场化、多元化和跨界化经营趋势日益显著的条件下，基层金融机构面临日益严峻的经营压力，特别是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经营下沉、普惠金融开展以及互联网金融兴起使得基层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竞争劣势。以中小银行为例，在一股独大情况下，银行在日常业务经营中极容易被大股东操纵，形成资金违规占用，使银行成为大股东或利益相关者的提款机。
风险暴露前夕的包商银行机构股东数为79个，而明确为明天系机构股东数为35户，持股比例更是高达89.3%。在信用转换方面，由于大股东操纵、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等冲击下，中小银行资产负债错配较为严重，信用转换不畅，信用风险偏高。明天系通过209家空壳公司、347笔借款，形成股东占款1560亿元，并且悉数形成坏账。基层金融机构发展和业务经营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诸多基层金融机构不仅建立自有网络平台，而且设立与外部合作的接口。
一些基层金融机构经营发展不稳健。这为基层金融机构摆脱地域限制提供了技术支撑，也给基层金融资金运用、资金筹集等领域的擦边球行为提供了便利。部分基层金融机构存在风险金融机构基层分支机构、地方中小银行以及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及其产品与服务构成了基层金融体系。深化金融科技应用，规范平台经济行为。
第三，加快推进省联社管理制度改革，着重完善基层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的管理机制，为农商行、村镇银行等基层金融机构市场化运行提供体制保障。资金大量配置于长期资产，而较大比重负债却是来自银行间市场甚至是跨越空间约束的异地市场。
后者使得中小银行的经营发展偏离监管或合规要求。三是委托代理关系难以明确界定，部分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难以有效履职，董事长或部分高管成为实际控制人。
地方政府对基层金融机构的影响主要通过股权控制和政策施压等渠道进行。二是实际控制权难以有效穿透，存在隐藏实际控制人、隐瞒关联关系、隐形股东、股权代持、表决权委托、一致行动约定等隐匿行为，股东大会流于形式或难以发挥监督职能。以担保业务为例，地方政府经常设立担保基金甚至担保机构来为企业融资服务，并在制度设计上要求政府引导、市场决定，即采用市场化运作原则。三是通过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以理财产品或其他方式迂回获得资金。基层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近年来风险暴露较为严重，特别是中小银行成为金融风险暴露的重点领域。2017年前，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较长时间内低于国有商业银行，但是，2018年以来，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快速攀升，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同样快速上升并处在约3.5%的较高水平上。
农商行信贷业务面临净息差大幅缩小的窘境，转而过度追求高收益资产，但对长久期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和高风险资产的资本金占用及资本补充压力缺乏充分准备。另一方面，部分股东实质上是为不具有资质的投资人进行股份代持，还有部分股东通过多个投资人或机构分散隐秘持股，形成大股东一股独大。
金融投资者风险意识较淡薄。在大股东操纵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包商银行。
第二，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中央事权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减少甚至消除地方政府对基层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充分尊重并保障基层金融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提升基层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水平。加快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疏解基层金融治理堵点。
截至2021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为4602家，其中基层中小银行3975家。着重规范基层金融数字化行为，强化对金融消费者或金融投资者法律、合规和风险教育，杜绝基层金融机构通过第三方机构违规违法吸收存款或违规腾挪资金。在加强金融监管同时，着力提高基层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和内部控制绩效，筑牢基层金融风险防控第一道防线。但是，这存在三个方面风险：一是期限长、风险高的非信贷资产主要是通过期限短的主动负债来进行的，潜藏流动性风险。
受制于监管标准、合规要求和空间约束，一些基层金融机构在资产负债匹配和期限匹配等领域面临实质难题，主动负债诉求不断增强。特别是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涉及的风险更为复杂。
这使得风险暴露难以起到警示和出清的作用。国内投资者对风险收益匹配的认识不够深度，过度追求储蓄或投资的高收益。
基层金融体系治理的难点与堵点多元跨区经营内生诉求与辖区经营制度约束的博弈。有的机构为吸收存款同时又符合监管要求，就通过返利加息券延期支付以贷转存等方式迂回进行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抓住战略契机，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基础设施，在全球支付体系再造方面推出相应的新举措。此外，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欧元、日元、英镑在国际地位上的变化。 从美元的发展史来看，牙买加体系让美元成为信用货币，与黄金脱钩，这是美元史上最大的一件事。经过3年疫情，世界经济从长期停滞演化为经济滞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世界格局加速演化，美国金融动荡再次出现，并引发了美元在支付、结算、储备这三大功能上的弱化。
但事实是，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元的霸权地位也没有随着其与黄金的脱钩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美元本次的式微不是通常的波动，很可能是拐点性变化，它不同于过去美元地位的波动，甚至可能与美元-黄金脱钩事件的影响等价齐观。
目前来看，美国对全球军事的控制能力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因此，即使经济格局出现了拐点性变化，我们也要认识到发生质变的过程是漫长的，需要在更长的时期内来把握美元在世界的地位。
因此，要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待人民币国际化，而不能简单地用零和博弈的思维对标美元，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很可能来源于日元、欧元以及英镑的国家空间的下降。但美元成功应对了欧元区的成立、石油美元的转移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持续强化了其霸权地位。
